專家觀點／跨國藥廠的中國戰略

本(9)月4日，藥業巨頭諾華(Novartis)將全資子公司(蘇州諾華)與旗下工廠，以7.9億人民幣售予浙江九洲藥業，蘇州諾華也將更名為瑞博製藥，成為九洲藥業的旗下企業。因時值貿易戰火延燒，美國總統川普要求美企撤出中國之際，指標外國藥企拋售資產難免引發市場揣測。不過，真正的原因並非撤出中國，而是積極因應中國醫改政策下的資產重組。

近期，多家外國藥企都不約而同出售中國境內子企業、廠房或是藥物所有權。首先是去年5月，阿斯特利康(AstraZeneca)將抗精神病藥物-思瑞康(Seroquel)以5.46億美元售予山東綠葉製藥。11月羅氏將C肝用藥-配格西斯的中國權力授予中國歌禮製藥。

今年4月，禮來大藥廠（Eli Lilly）將兩款已取得中國藥證的抗生素-希刻勞（Ceclor）與穩可信（Vancocin），以及蘇州生產工廠，以3.75億美元的價格售予中國億騰醫藥。7月，葛蘭素史克(GSK）將蘇州子公司，連同慢性B肝用藥-拉米夫定（Lamivudine）、生產設施、生產許可證與GMP證書等，以人民幣2.5億元賤賣給中國復星醫藥。

上述的交易物件中，阿斯特利康賣掉的Seroquel於2001年已在中國上市，曾是年銷58億美元的暢銷藥物，但2012年專利到期後，銷售額隨即腰斬，2018年隻剩下3.6億美元且持續快速萎縮。羅氏的Pegasys專利也已在2017年到期，且主要的Ｃ肝市場還被治癒率逾九成的吉利(Gilead)新藥Harvoni所鯨吞。禮來轉賣的Ceclor和Vancocin其實是頭孢菌素與萬古黴素，兩者都是90年代進入中國，專利早已過期。

GSK所賣出的蘇州子公司，是1998年Lamivudine獲批後，耗資人民幣12億元所設立，曾是GSK全球規模最大的投資案。但自從必治妥施貴寶(BMS)的恩替卡韋(Entecavir)、諾華的替比夫定(Telbivudine)與中國相關仿製藥進入市場後，Lamivudine銷售急速下滑。根據2017年的數據，在150億元的中國B肝藥物市場中，正大天晴的Entecavir(仿製藥)已占據67.2%，Lamivudine隻剩下9.4%。今年正大天晴的Entecavir被納入《4+7 城市藥品帶量採購》清單後，Lamivudine的前途堪慮。

跨國藥企這波出售的皆非核心資產，而是失去專利保護，處於淘汰邊緣的次級資產。本月諾華售予九洲藥業的也隻是原料藥生產工廠。深入了解不難發現，外國藥企接連處分次級資產的主因在於中國大環境的轉變。

首先《4+7 城市藥品帶量採購》於今年4月1日正式上路，在4個直轄市與7個副省級城市展開試點。在中國政府強勢主導下，藥品降幅平均達52%。前述的正大天晴Entecavir，降幅甚至達97.5%，每錠售價隻剩人民幣0.62元。

本月，帶量採購進入2.0時代，新加入25個省級行政區一併實行。可以預見，仿製藥將陷入廝殺見骨、無利可圖的困境。外國藥企選擇出售無專利的學名藥與相關生產設備，遠離微利紅海是合理的作法。

上月出爐的新版中國藥事法中，市場許可持有人制度（MAH）正式於全國實行。外國原研藥企不需再自行生產藥物，可將低技術成分的藥物外包給第三方藥廠代工生產。原來的生產工廠與人力，自然成為了處分對象。

上述兩股力量推波下，配合「臨床試驗默許制」與「接受藥品境外臨床試驗數據的技術指導原則」等政策鼓勵，外國藥企紛紛將資源集中在創新藥物的研發與引進。

羅氏耗資8.63億元，在上海打造聚焦免疫、炎症與抗感染的創新藥物研發中心，即將在今年落成。賽諾菲(Sanofi)中國區主席賀恩霆近期公開表示，公司2025年前將引入至少20多種新藥和疫苗。諾華首席醫學官蔡正華也提出，未來五年諾華將向NMPA(原CFDA)提交50個新藥申請。

11月即將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進口博覽會，輝瑞、諾華、默沙東、強生等藥企早已摩拳擦掌，準備展示旗下最新的抗癌產品。事實證明，跨國藥企轉進中國的腳步並未停歇，資產重組瞄準的是中國醫藥產業由「製造」升級成「創造」的大勢與機會。企業在承接外企資產的同時，更需明辨整個政策與市場動向，方不致因小利而喪失長遠商機。

新聞來源：https://money.udn.com/money/story/10161/4062480